朱韵和 engagemen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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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6, 202630x their median

  艾未未摄影作品《1994年六月》（June 1994），1994年摄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画面中的艺术家陆青掀起裙子，身后可见天安门城楼及毛泽东画像。作品借用并戏仿游客在天安门前留影的惯常形式，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五周年的纪念相联系，也常被解读为以个人身体姿态挑战政治权威的观念艺术作品。摄影作者为艾未 未，陆青参与了画面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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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16, 202616x their median

  八九学生集体声明 9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依据港版国安法，判处支联会前领导人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 “煽动颠覆国家” 罪名成立，三人分别被判刑5至7年。 作为1989年学生运动的亲历者，我们强烈谴责这一判决，这是中共当局掩盖六四屠杀罪行，否定历史的又一例证。 支联会于1989年学运期间成立，为支援北京学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六四屠杀之后，1990年至2019年，支联会连续30年坚持举办维园烛光集会，守护六四记忆，传承历史真相。2021年，港区国安法颁布之后，支联会在压力下被迫解散。 每年六月四日，维园数十万人的烛光，是对屠杀死难者最好的缅怀，八九学生永远感谢支联会为纪念六四付出的努力。 从1989年到今天，我们始终面对着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搏斗。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七年了，但死难者的冤屈依然没有得到昭雪，正义依然没有得到伸张。只要真相一天没有大白于天下，我们就会坚持下去，守护这份历史记忆。支联会不在了，我们还在。 最后，我们呼吁中共香港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就像邹幸彤大律师法庭所言，追求民主无罪，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天牢也不应该坐！ 八九学生:  王丹 吾尔开希 郑旭光 张伯笠 王超华 童屹 方政 刘俊 李恒青 赵常青 李兰菊 陈破空 金岩 赵昕 唐恺 邬萍晖 余厚强 2026.9.15 几点说明: 1. 昨天与一位原八九同学交换意见, 我们都认为, 香港支联会三君子案, 最应该站出来声援的, 就是当年的八九学生. 因为三君子守护的, 正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 某种程度上说, 他们的义举是八九精神的延续, 而几十年来支联会举办的维园晚会, 更是我们能够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之一. 今天他们为了声援我们而付出代价, 我们是最不能保持沉默的一群人. 2. 起草了声明稿之后, 我辗转难眠, 从凌晨2点开始, 一一跟一些联络较多的原八九同学联系, 征集联署. 到早晨9点, 就已经拿到十六位同学的签名, 没有人有半点犹豫, 可见大家的内心都有同样的愿望, 愿望也同样的迫切. 3. 由于时效关系, 也由于个人联络范围有限, 第一批联署名单如上. 在此,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当年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同学们, 请你们继续联署! 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向那些为了守护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记忆, 而付出巨大代价的香港人, 表达我们的敬意; 让他们知道, 我们永远与他们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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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4, 202616x their median

  中共监狱里针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犯人的酷刑数不胜数，我知道和介绍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共酷吏深受毛泽东思想之毒害，毫无人性，惨无人道，他们的发明也就不可能穷尽。 不叫刑具，叫戒具。把刑字去掉，换了一个戒字，远离刑讯逼供这几个字，似乎只是给犯人带一个戒指，据说这是中共所谓的革命人 道主义。 这戒具，不是戒烟、戒酒、戒毒，而是戒掉人格、戒掉自由，让戴戒具的人记住个人不拥有对身体和精神的所有权，就如同奴隶社会要对奴隶施以去须鬓的耐刑，去发的髡刑以及鲸、劓、刖、宫等肉刑一样。 从1958年我被关押入狱起，到1979年出狱止，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监狱里和劳改场所滥用刑罚、捆绑吊打之风极为普遍，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被打致残、致死的屡见不鲜。我离开监狱三十余年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口号充斥于报纸和CCTV等传媒，看守所内狱警、狱霸滥施淫威，有加无已；“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离奇古怪的传闻依然不断；又多了城管暴力执法，军警滥施刑罚等违宪行为。 ---铁流：中共监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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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4, 202612x their median

  1947年，国军占领延安后的历史照片（1/2） 以下的照片就是国军占领延安后由各界记者拍摄的历史画面，对大家了解当时的各种真实情况有极大的帮助，因为画面会说话。 图1：国军占领延安后，大街上出现了小摊贩。这种情景在延安已经很久看不到了。 图2：47年4月6日开始，国军向延安民众发放每人2万元的 法币救济金。建筑物上写着：国军为人民服务处。 图3，4：排队领救济金的男女老幼。民众衣着容貌无意间被照片定格下来，成为客观记录. （注：1935年，中共红军逃到陕北后，向农民强征粮食连年翻倍，农民被迫吃野菜充饥，生活极度贫困，从1939年开始，中共陕甘宁边区向当地民众征收的救国公粮连年翻倍，1941年的公粮收缴率竟然比两三年前又翻了近二十倍。老百姓交了公粮后，就只剩下吃两个月的粮食，一年要吃十个月的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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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27, 202611x their median

  李典维，89岁，“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秘密战线高级干部，文革时受迫害入狱，文革后出狱离休。李典维说，“解放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用四大超级奇谋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800万大军，建立了新中国。” 第一奇谋，大批印刷法币、金圆券，瓦解国统区的金融。从国外引进印钞机，大批印刷 法币，投放国统区市场，法币很快贬值。国民党又发行金圆券换法币。解放军随机应变，改印大批金圆券投放国统区。结果国统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广大人民认清了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真面目，有力支援了国统区的反蒋介石斗争。蒋经国曾经亲自到上海主持经济工作稳定物价，以失败告终。当时在国统区秘密工作的同志，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分钱，花钱，发钱，既解决了活动经费，又取得了加速国统区金融瓦解的效果。 第二奇谋，争取国民党党政军高干的子女参加革命。派出大批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青年，与他们接近，通过各种方式谈心，争取了大批国民党高干子女。例如北平守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随时向解放军通报机密情报，最终促使几十万国军起义加入解放军。蒋介石的智囊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于1947年与地下党袁永熙结婚，成为解放军的优秀情报员。通过陈琏，有的消息，解放军比蒋介石知道还早。 第三奇谋，化装镇压地主。地主阶级是国民党在农村的支柱，必须坚决镇压。解放军派出小分队，利用缴获的国军衣服装备，化装成国民党败退的部队，先期南下为解放军大部队开进作准备。这些小分队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宣传解放军神勇无敌，第二是杀掉一些地主，筹集钱粮。结果在农村不仅贫下中农恨国民党，地主阶级也恨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数来自地主阶级，听到家人被蒋介石军队杀掉，纷纷支持甚至促使上级军官起义投诚。新解放区实行保留富农政策，富农以下都是解放军的团结对象，地主不杀（建国后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还分一些地，地主们都说解放军好，只要交出部分土地就可以活命安居乐业。 第四奇谋，用穿墙拆房法攻坚。国军守城市，准备巷战，把街道，街口作为防守重点。解放军攻城，发明了穿墙拆房法，不走街道，从民房连续穿墙拆房，迫近敌军火力点，出奇制胜。打长春、四平、天津，都用这个方法。后来国军有人提出预先拆除部分民房扫清射界，地下党组织市民抗议，或要求高额赔偿，有力阻止了国军的拆房计划，支援了解放军的攻城作战。 ---毛泽东靠什么取得了天下？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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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17, 202611x their median

  关于她与毛泽东的所谓“友谊”一直是一种政治上的粉饰。真相并非如此。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 东批示：“宋庆龄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庆龄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庆龄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康生。当时毛泽东发言：“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3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7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7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庆龄。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庆龄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庆龄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庆龄，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庆龄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庆龄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从宋庆龄身上看国共高层中的人情味 作者: 颜昌海 图：1961年5月11日宋庆龄与毛泽东在上海寓所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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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4, 202611x their median

  众所公认，文革中死的文臣武将中，还得数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最惨。前后受审数百次，挨打无数次。专案组的人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一边爬楼梯，一边舔面条。每打一次，都要打得许昏死过去，再由医生将他弄醒了，接着再打。打人的人有点技术，虽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人被打得站 不住了，就将他按在椅上再打。有一次，一个粗壮汉子亮起中华杰出武功“飞毛腿”，一腿就将许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再打，直打得许大将口中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1969年5月23日，已报病危，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三天后，许光达惨死于厕所的马桶上!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结，有的有是非对错之分，有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在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纠结”就不能轻飘飘地说是“纠结”，或是“梁子”了，那关系到身家性命，甚至子孙后代，所以只能说是“恩仇”，不是“快意江湖恩仇”，而是你死活的“政治恩仇”，很少人能潇洒。建国后的无数的政治运动在无数人之间播下了无数的恩仇。“仇恨在心要发芽”，一到下一次运动就发芽了。 文革给无数“有仇寻衅”的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一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好看，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许光达至所以被整得最惨，也是因为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都曾经是他的手下，又都挨过他的批。专案组组长，就是装甲兵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往日没少挨批。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专案组还有一个姓都的，一个姓党的，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边打边骂： “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道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是非恩怨。都、党二人轮番作战，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他们享受了“报仇雪恨”的快感，而且得到了对敌斗争坚决的赞誉，后来升了官。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图：许光达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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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26, 20269.7x their median

  赌2013年公务员财产公示失准 杭州法学教授爬一公里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教授范忠信，2014年元旦下午，在杭州西湖边上爬行了一公里，据其微博称，“掌膝渗血”，这可真够惨的。据悉，范教授这次爬行，是因为他在去年元旦所发的一条微博曾说过：“我坚信，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 ，都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的财产公示。要不信，咱们打一个赌。如果我输了，说明我的智商还不如猪，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结果，这条微博在去年12月31日那天，被网友翻出来，转发了一万多次。有网友表示，愿意自费去杭州观看范教授爬行，这总“比自费去北京吃包子靠谱”。据百度新闻的报道，范教授当天慷慨履约，并上传视频，赢得一片叫好之声，此举也无愧于其“忠信”这个名字。 对此，作者帝国良民的文章点评说，范教授算得上真性情的真正教授，至少懂得诚信不食言，身为堂堂教授，选择履约去西湖边爬行一公里，以致于“掌膝渗血”，显然他并没有因为此次在公共场所爬行而人格尽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行为艺术，折射出其对当前不能实现官员财产公示，这一反腐败目标的失望。 众所周知，虽然中央一直在大力推进反腐败，最近更是老虎苍蝇纷纷落马，但更多的是靠中央巡视组这样从上至下的调查和追究，可以说靠的是权威式打击，而非制度性的反腐举措，很容易陷入一阵风后、腐败现象卷土重来。如何建立一种更制度化的体制，来遏制贪污腐败，应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经验可以被借鉴。比如尽快实现官员财产公示，既简单易行，又效果彰显;但问题是虽然民意强大，社会呼吁多时，目前进展并不理想。 范教授之所以称自己智商不如猪，指的就是这次对于哪怕只是实现“县乡一级公务员财产公示”的目标，未免过于乐观了，也许他觉得这种基层级别的官员财产公示，并不会冲击到太多的利益，但此种判断竟然也落空了。失望之余，也就只剩下履行自己围绕西湖爬行一公里的承诺了，所谓一诺千金。 看起来堂堂教授在地上爬行有辱尊严，似乎是斯文扫地，其实，被羞辱的恰恰是他所误判的，那个人们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迟迟不能出台背后的僵化麻木体制。对此，我们听到更多的则是关于“时机尚不成熟”之类的推脱之词，事实上越是不敢公开财产，越是让群众满腹狐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看起来如此简单的制度反腐举措举步维艰呢?有人在担心什么呢?难道真的像广大人民群众所质疑的那样，做贼心虚吗? 帝国良民的文章最后强调说，这回范教授对官员财产公示过分自信，明知会输他却敢说，虽然自嘲比猪还蠢，但至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相比那些站在台面上的官员说了大话，也不见得会让自己付出任何代价的官员们，显然更值得尊敬。自嘲比猪还蠢的范教授，在此次爬行千米之后能够获得公众一片掌声，已经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什么叫大智若愚，而真正受到羞辱的绝对不是他。 （“今上午，妻监视，犬护卫，在湖边爬行近两小时，分七段，或百米或两百，中有停息，掌膝渗血完成。录像太长，仅选末段展出。路人问系何种健身法？答曰‘公民脊椎保健法’。”爬行过后，他在微博上自我调侃。 对于这一举动，他解释：“选在人少的地方是为了不影响别人。传到网上是为给大家一个交代。” 当时，地面仍残留着切割过后的草茬儿。“虽然我戴了一副毛线手套，但根本没用。草茬子、小刺球很快就扎了进来，手心渗出了血。”他回忆道，“因为没戴护膝，膝盖也受了伤，现在还有淤血。后背也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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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3, 20269.7x their median

  在中共的宣传中，参加“长征”的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中共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 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中共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宣传招兵，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何涤宙的文章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 1934年4月28日，中共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因周恩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 “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很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 ---史学家揭秘：被删除的红军“长征”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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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 16, 20267.7x their median

  阎淮书中谈到中组部调换省一级领导人时写道：“调换省级班子在北京有两项功课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长签字，到中组部档案室查阅该省领导的个人档案。空手进去、空手出来，不许抄录、只准记忆。二是拜访大佬。组织工作的潜规则：每个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请示有关的中央首长。如北京——彭真和万里（二人意见 相左），上海——陈云，广东——叶帅，湖北——李先念，山西——薄一波。湖南应该是黄克诚，但他不愿管。”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抄录书中的两件事： 陈元，西城区委书记，我近20年的铁哥们，市委把他列为候选第一名。我和其妹陈伟兰（北京青干处副处长）当然回避，由赵龙飞小组直接考察。考察组全体最后讨论名单时，都认为陈元仍应列为头号后备。我是私心极重的组长，特爱惜羽毛，拍板陈元在第四名，其妹陈伟兰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组与市委交换意见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人大主任赵鹏飞等诸常委悉数参加。······当我依次介绍后备干部的建议培养方向时，对高干子弟素有好感的段书记（1982年段就把国家计委陈元工程师、市委组织部刘延东干事和陈昊苏等三人越级提拔为北京三个重要区的副书记）发话：“我们最优秀的陈元，年内就要提到市里，还是排在头里吧！”我只能送个顺水人情。2月9日我向中组部领导汇报北京考察结果时，李锐对我“坏笑”：“你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清白自己：“我就怕你们说闲话，把陈元放在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的第四名。老段坚持，我没办法！”（陈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98年任开发银行行长，2013年在邓朴方卸任后，陈任政协副主席达副国级，终于修成正果。） 需要补充一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坚持把陈元列为最优秀的第一号选拔对象，后来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组部说项，准备安排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但是，在党代会的差额选举中，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大佬”就将陈元安排到不需要选举的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接着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还有一例： 旅游局下属的工艺品公司经理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我们一致同意提拔薄为副局长。5月底，考察组与市委讨论重要局长人选。北京书记段君毅说：“我看小薄可以当旅游局正局长。”我说：“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正，对他和薄老都有益无害、对改善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开会时，段书记对我说：“小阎，我问一波同志了，他说熙成当正局长好。”我哑又莫言。 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杨继绳：《进出中组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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